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
被告人馮某酒后駕車肇事，致被害人段某死亡后逃逸，其應當承擔刑事及民事賠償責任。段某系農民，生前與其妻共同扶養以下四人：
長子 1992年4月出生，差6年滿18周歲；
次子 1995年3月出生，差9年滿18周歲；
段父 1945年9月出生，現年60歲，無勞動能力；
段母 1945年6月出生，現年60歲，無勞動能力。
段某有姐、妹各一人，均有勞動能力。除被害人段某外，長子、次子還另有扶養人一人（母親），段父、段母還另有扶養人二人。被告人馮某只賠償段某應承擔的份額。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被扶養人有數人的，年賠償總額累計不超過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額或者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額。因被害人為農民，事故發生在天津市，所以年賠償總額累計不應超過天津市2004年度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即3297元。但是如何確定每個被扶養人的獲賠生活費數額，卻有兩種計算方法。
第一種算法：首先算出每個人的最多獲賠額：長子：3297元/年×6年÷2人=9891元；次子：3297元/年×9年÷2人=14836.5元；段父：3297元/年×20年÷3人=21980元；段母：3297元/年×20年÷3人=21980元。四名被扶養人生活費最多獲賠額總計9891+14836.5+21980+21980=68687.5元。
因被扶養人生活費最高額為3297元/年×20年=65940元，故以此為上限標準，按比例計算每個被扶養人的獲賠數額：長子生活費9891元/68687.5元×65940元=9495.4元；次子生活費14836.5元/68687.5元×65940元=14243元；段父生活費：21980元/68687.5元×65940元=21100.8元；段母生活費與陳父的一樣。四名被扶養人生活費總計65940元。
第二種算法：因除被害人段某外，長子、次子還有撫養人一人，段父、段母還有扶養人二人。被告人馮某只賠償段某應承擔的份額，故長子和次子各獲年賠償額為3297元/2人（1648.5元），段父和段母各獲年賠償額為3297元/3人（1099元）。因被害人段某的年獲賠償總額累計不應超過天津市2004年度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即3297元，所以將對被扶養人賠償年限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6年，被扶養人為長子、次子、段父、段母共4人；第二階段為3年，長子年滿十八周歲，被扶養人減為次子、段父、段母3人；第三階段為11年，次子年滿18周歲，被扶養人減為段父、段母2人。那么每名被扶養人的扶養費計算方法為：長子生活費：1648.5÷（1648.5+1648.5+1099+1099）×3297×6=5934.6元；次子生活費：1648.5÷（1648.5+1648.5+1099+1099）×3297×6+1648.5÷（1648.5+1099+1099）×3297×3=10173.6；段父生活費：1099÷（1648.5+1648.5+1099+1099）×3297×6+1099÷（1648.5+1099+1099）×3297×3+1099×11=18871.4元；段母生活費與段父的一樣。四名被扶養人生活費總計53851元。
法院判決
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作出如下判決：被告人馮某賠償五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經濟損失206962.5元（其中包括被害人段某死亡補償金130500元，喪葬費10522.5元，被撫養人段父、段母、長子、次子生活費65940元）。
評說
最高法院《解釋》的宗旨是在充分保護被害方利益的同時不侵害被告人的應受保護利益，不能因被害人的死亡使其親屬得到超出該被害人生前扶養能力的補償，但前提是最大程度的保護被害方利益，更不能出現被扶養人多了，賠償總數反而少了的現象。
本案第二種方法計算的結果，四名被扶養人僅獲賠53851元，距獲賠上限的65940元相差12089元之多，顯然有悖《解釋》的初衷。這種觀點機械的理解了《解釋》，忽視了案件處理后的實際效果。
筆者認為第一種計算方法既最大程度的保護了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又科學靈活的確定了各被扶養人的應得份額，其優勢體現在：
一、確定了合理的賠償上、下限
本案被扶養人生活費的最高限為3297元×20年即65940元，審判實踐中經常出現多名被扶養人，累計生活費往往超過65940元。只有按此數計算賠償數額，才能保護雙方的利益，可以說，65940元既是上限又是底限，不能上調、下降，否則顯失公平。
二、確定科學的獲賠比例
首先根據年齡、勞動能力等法定條件確定每個人的最大應獲賠數額，相加得出總數，然后用每人的獲賠數除以總數求出比例，最后將上限的65940元與個人比例相乘，即可算出每個被扶養人實際應得數額。如此計算既簡單明了便于操作，又有很強的說服力。
三、促進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被害人的死亡造成了家庭破裂及生活窘迫，尤其大多數被害人均是家里的頂梁柱，處理稍有不慎就會引起“上訪不息”，由此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執法者必須最大程度維護被害方的利益，絕不能對法律作出有損被害方的理解和適用。本案第一種計算方法正是從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適應了和諧社會的需要，保證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三方面的高度統一。
長子 1992年4月出生，差6年滿18周歲；
次子 1995年3月出生，差9年滿18周歲；
段父 1945年9月出生，現年60歲，無勞動能力；
段母 1945年6月出生，現年60歲，無勞動能力。
段某有姐、妹各一人，均有勞動能力。除被害人段某外，長子、次子還另有扶養人一人（母親），段父、段母還另有扶養人二人。被告人馮某只賠償段某應承擔的份額。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相關規定，被扶養人有數人的，年賠償總額累計不超過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額或者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額。因被害人為農民，事故發生在天津市，所以年賠償總額累計不應超過天津市2004年度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即3297元。但是如何確定每個被扶養人的獲賠生活費數額，卻有兩種計算方法。
第一種算法：首先算出每個人的最多獲賠額：長子：3297元/年×6年÷2人=9891元；次子：3297元/年×9年÷2人=14836.5元；段父：3297元/年×20年÷3人=21980元；段母：3297元/年×20年÷3人=21980元。四名被扶養人生活費最多獲賠額總計9891+14836.5+21980+21980=68687.5元。
因被扶養人生活費最高額為3297元/年×20年=65940元，故以此為上限標準，按比例計算每個被扶養人的獲賠數額：長子生活費9891元/68687.5元×65940元=9495.4元；次子生活費14836.5元/68687.5元×65940元=14243元；段父生活費：21980元/68687.5元×65940元=21100.8元；段母生活費與陳父的一樣。四名被扶養人生活費總計65940元。
第二種算法：因除被害人段某外，長子、次子還有撫養人一人，段父、段母還有扶養人二人。被告人馮某只賠償段某應承擔的份額，故長子和次子各獲年賠償額為3297元/2人（1648.5元），段父和段母各獲年賠償額為3297元/3人（1099元）。因被害人段某的年獲賠償總額累計不應超過天津市2004年度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即3297元，所以將對被扶養人賠償年限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6年，被扶養人為長子、次子、段父、段母共4人；第二階段為3年，長子年滿十八周歲，被扶養人減為次子、段父、段母3人；第三階段為11年，次子年滿18周歲，被扶養人減為段父、段母2人。那么每名被扶養人的扶養費計算方法為：長子生活費：1648.5÷（1648.5+1648.5+1099+1099）×3297×6=5934.6元；次子生活費：1648.5÷（1648.5+1648.5+1099+1099）×3297×6+1648.5÷（1648.5+1099+1099）×3297×3=10173.6；段父生活費：1099÷（1648.5+1648.5+1099+1099）×3297×6+1099÷（1648.5+1099+1099）×3297×3+1099×11=18871.4元；段母生活費與段父的一樣。四名被扶養人生活費總計53851元。
法院判決
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作出如下判決：被告人馮某賠償五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經濟損失206962.5元（其中包括被害人段某死亡補償金130500元，喪葬費10522.5元，被撫養人段父、段母、長子、次子生活費65940元）。
評說
最高法院《解釋》的宗旨是在充分保護被害方利益的同時不侵害被告人的應受保護利益，不能因被害人的死亡使其親屬得到超出該被害人生前扶養能力的補償，但前提是最大程度的保護被害方利益，更不能出現被扶養人多了，賠償總數反而少了的現象。
本案第二種方法計算的結果，四名被扶養人僅獲賠53851元，距獲賠上限的65940元相差12089元之多，顯然有悖《解釋》的初衷。這種觀點機械的理解了《解釋》，忽視了案件處理后的實際效果。
筆者認為第一種計算方法既最大程度的保護了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又科學靈活的確定了各被扶養人的應得份額，其優勢體現在：
一、確定了合理的賠償上、下限
本案被扶養人生活費的最高限為3297元×20年即65940元，審判實踐中經常出現多名被扶養人，累計生活費往往超過65940元。只有按此數計算賠償數額，才能保護雙方的利益，可以說，65940元既是上限又是底限，不能上調、下降，否則顯失公平。
二、確定科學的獲賠比例
首先根據年齡、勞動能力等法定條件確定每個人的最大應獲賠數額，相加得出總數，然后用每人的獲賠數除以總數求出比例，最后將上限的65940元與個人比例相乘，即可算出每個被扶養人實際應得數額。如此計算既簡單明了便于操作，又有很強的說服力。
三、促進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被害人的死亡造成了家庭破裂及生活窘迫，尤其大多數被害人均是家里的頂梁柱，處理稍有不慎就會引起“上訪不息”，由此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執法者必須最大程度維護被害方的利益，絕不能對法律作出有損被害方的理解和適用。本案第一種計算方法正是從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適應了和諧社會的需要，保證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三方面的高度統一。
